辛树帜：揽才育人 奠基兰大
来源：九三学社甘肃省委员会
作者：张 慧
发布日期：2017-11-24 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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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辛苦苦，独树一帜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在祖国版图中心、西北黄河之滨的丝路重镇兰州，坐落着一座遐迩闻名、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兰州大学。
兰州大学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清末陕甘总督左宗棠创办的甘肃贡院。1909年，甘肃贡院更名为甘肃法政学堂，成为西北地区最早的高等学府。1913年，甘肃法政学堂改为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8年，学校扩建为兰州中山大学。此后校名几经更迭，1944年，更名国立甘肃学院， 1946年定名为“国立兰州大学”。国立兰州大学的创始人和首任校长，是我国著名生物学家、农史学家、教育家、九三学社成员辛树帜。
辛树帜（1894年—1977年），湖南临澧人。1915年考入武汉大学前身武昌高师生物系。毕业后，怀着“科学救国”的思想，远赴欧洲，先后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1927年回国，担任广东中山大学教授兼生物系主任。1932年，辛树帜前往陕西考察，广袤而又贫瘠大西北黄土高原给他的心灵以深深震撼。1936年，他不顾西北条件的落后和创业的艰难，毅然辞去国立编译馆馆长职务，来到陕西武功创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改为西北农学院）并担任校长。1946年，受命国民政府派遣，筹建国立兰州大学并任校长。解放后，于1950年重返西北农学院担任院长。先后当选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兼任中国动物学会副会长、中国植物学会理事、九三学社西安分社副主委等职。1957年，应邀出席最高国务扩大会议，毛泽东主席嘉许他“辛辛苦苦，独树一帜。”
辛树帜扎根西北约40年，先后参与并主持了我国西北地区两所大学的创办，为我国西北地区教育和农林科学事业的发展倾注了一生心血。 他从38岁走进大西北，把他的思想、他的才智、他的汗水全部献给了大西北，凝固成辽阔苍茫的大漠中的一株胡杨。“辛辛苦苦，独树一帜。”——这八个字，是对他为我国科学教育事业作出的卓越成就的最凝练、最中肯的评价。
情系西北，创建兰大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出于开发和建设西北的考虑，于1946年3月26日召开国民政府行政院第723次会议，决定成立“国立兰州大学”，并任命辛树帜为校长，负责学校筹建工作。国民政府选中辛树帜，可谓用当其人，因为辛树帜很早就对西北历史和现实有深刻了解，又有在西北地区兴办高等教育的丰富经验。辛树帜在倡办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时就说过：“西北诸省，为我国古代文化发祥之地，亦今后新国运发扬之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国防价值，于今尤重；复兴文物，开发资源，实目前数年最重要之工作。”
但是，在地处西北偏远地区的兰州创办大学，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当时的兰州，在西北军阀马步芳多年统治下，政治黑暗，民生凋敝，加之荒歉接岁，疫疠流行，生民困苦已极。甘肃学人言：“盖甘肃局面之情形，至是已殆如累卵矣！”但辛树帜不畏艰险，毅然踏上甘肃这片荒凉的土地，开始了他的办学历程。
当时，兰州有四所大专院校，即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甘肃学院、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和国立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意图是，将西北师院、甘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三所大学合并，组成新的国立兰州大学。辛树帜初来甘肃，对在兰的几所大学作了全面考察，从全局的角度对筹建兰州大学作了精心谋划，他认为，“复兴西北文化，其要在充实与提高其中小学校之程度。而大量优良师资之培养，则为达成此目的之第一条件。故西北师范学院，实以保持现有独立规模为宜。”因此保留了抗战时期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西迁兰州后发展起来的西北师范学院。
1946年6月，辛树帜向教育部提出了办理国立兰州大学计划大纲，确立了兰州大学的基本构架：“兰州大学今后规模，拟就甘肃学院改并之法学院，与西北医学分院改并之医学院，并按大学规程，调整增设之文学院、理学院、与特设之兽医学院五院而成。”
设立兽医学院，是辛树帜立足西北地区历史、社会、人文特点，确立培养人才方向的一个创举。西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地区，且多从事畜牧业，发展畜牧业具有巨大潜力，因此他建议教育部在兰州大学特设兽医学院，不仅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西北地区民族团结，为国防上一大举措。他指出：“今若以近代之兽医学为主，能解决西北马、牛、羊、骆驼之疾病，得蒙回番信仰。同时进行皮毛工业，又将湘茶、书、果供给彼等，彼等在生活上与我息息相关，西北自无问题矣。”这一建议得到了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的支持，兽医学院得以顺利设立。
在文学院内设置边疆语文系，同样体现了辛树帜对西北边疆开发和加强民族团结的远见卓识。他认为西北地域辽阔，少数民族众多，如不尽快尽早开发建设，必受外人觊觎。而要开发建设，必须“通语文，娴风俗”，造就一批适应边疆工作的人才。他在向教育部的报告中写道：“且西北边疆各民族，各有其悠久历史文化，今欲冶国内各族于一炉，使之团结一体融和无间，则历史之研究与文化之沟通，亦属当前切要之图。”这一建议得到教育部认可，于1947年9月在兰州大学文学院增设了边疆语文系，设蒙文、藏文、维文三组，为国内首创。
经过两年时间的筹建，国立兰州大学成为包括文、理、法、医、兽五大学院，由中国文学、英语、俄语、历史、数学、物理、化学、植物、动物、地理、政治、经济、银行会计、法律、医学、解剖、生化、生理、药理、细菌、病理、寄生虫、内科、外产科、卫生学、畜牧学等26个系科组成的特色鲜明的综合大学。
“辛校长办学有三宝：图书、仪器、顾颉老。”人们这样概括辛树帜在兰州大学的“办学三昧”。其中“顾颉老”指的是以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为代表的专家、教授。
一是延揽人才。“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为了使兰州大学早日形成一支力量雄厚的师资队伍，辛树帜未到兰州就先到京、沪、穗等地延揽人才。由于兰州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生活条件艰苦，人们视兰州为畏途，延揽人才的难度较之陕西武功更大。但他以坚强的事业心和尊重人才的品格，说服和吸引了一大批专家学者来到黄土高原与他合作共事。从1947年7月到1949年下半年的３年时间，在兰州大学任教、任职的著名教授、专家有顾颉刚、史念海、李天祜、裴文中、董爽秋、程宇启、陈时伟、段子美、乔树民、盛彤笙、水天同、沐元中、左宗杞、杨浪明、王德基、张德粹、张怀朴、闻人乾、张舜徽、杨英福、唐家琛、李德麟等，许多人是受他的人品、学品、才识感召而来。辛树帜先生崇高的人格力量、对事业的无限热忱和坦荡博大的胸怀，深得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钦佩，称赞他“高瞻远瞩，知树人大计。”
辛树帜不仅十分注意延揽人才，而且重视提携后进，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1947年，仅在医学院，辛树帜校长就派出李武功等5人到美国华盛顿大学进修深造。
二是购置图书。为了给人才培养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他非常重视图书馆建设。因此，兰州大学筹办伊始，他即以充实图书为急务。经过近两年的艰苦搜求，共购得图书约9万册，至1948年图书馆共有藏书15万册。这些图书不仅为师生进行科学研究提供了便利，也为专家学者经营与发展教学科研事业奠定了浑厚的基础。兰大新图书馆落成，辛树帜校长采用顾颉刚先生的建议，名之为“积石堂”。顾先生亲撰《积石堂记》，高度评价辛树帜先生建设兰大的功绩：“先生高瞻远瞩，知树人大计必以师资及图书仪器为先，既慎选师资，广罗仪器，更竭其全力于购置图书，京沪陇海道上，轮毂奔驰，捆载而来者，大椟数百事。未几，战祸突兴，陆行阻绝，又以飞机运之。二年之间，积书至十五万册，卓然为西北巨藏矣。”
三是添置仪器。1946年6月底，辛树帜提出的兰州大学计划大纲经教育部核准后，即在南京约请各科专家开列图书仪器名单，不惜血本斥资定购。在1946年第一批运到的200箱图书仪器中，较重要的仪器设备有显微镜16台、天平3架。1947年，辛树帜又派员耗资2亿元法币，订购理、化、生理等方面仪器药品达250余箱，理学院各种试验药品基本上得到了满足。为了满足医学院教学与试验，他还委托美国医药助华会驻华办事处从美国购置了一批先进的医疗器械，从而保证了正常教学与科研的进行。
辛树帜校长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争取各方面的广泛支持，使国立兰州大学在内战的炮火声中创造了快速发展的奇迹，在院系设置、师资力量、招生规模、办学条件等方面都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迅速跃升为西北一所著名大学。
追求进步，向往光明
1949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步伐的加快，国民党统治区的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办学环境也越来越恶劣。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多次电催辛树帜从兰州前往南京，试图胁迫他前往台湾。辛树帜不为所动，坚持留在兰州。好友朱家骅也劝他到国外去，他公开向朱家骅表明心志：“我决心留在国内，终生教书，并作生物学研究。”1949年2月，辛树帜前往广州参加戴季陶先生葬礼，转道上海，曾对老友顾颉刚说：“我不去台湾，希望你也留下来。”顾颉刚欣然答允。随后二人去劝说胡适，希望他不要追随国民党，不料遭到拒绝，成为遗憾。随后，辛树帜冒着生命危险回到了兰州。
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发表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自料兰州迟早要被解放，强令在兰的四所大专院校迁往河西走廊。为了保存甘肃高等教育成果，辛树帜采取种种拖延手段，与马步芳和特务分子周旋。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辛树帜与全体教职员工坚守校园，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终使学校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949年10月，辛树帜离开了甘肃，到北京学习，读了许多马列主义原著和革命书籍，特别是读了毛泽东的著作，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坚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中国的前途无限光明。他欣然接受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托，重回西北农学院，担任院长之职。解放初期，他和许多科学家和高级知识分子一起加入了九三学社，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直至1977年逝世。
辛树帜先生一生热爱祖国，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忠于科学，勤奋好学，热心教育；为人耿直，品德高尚，事业心强；乐于育人，延揽人才，知人善任；奖掖后进，甘为人梯，不遗余力，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在祖国版图中心、西北黄河之滨的丝路重镇兰州，坐落着一座遐迩闻名、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兰州大学。
兰州大学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清末陕甘总督左宗棠创办的甘肃贡院。1909年，甘肃贡院更名为甘肃法政学堂，成为西北地区最早的高等学府。1913年，甘肃法政学堂改为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8年，学校扩建为兰州中山大学。此后校名几经更迭，1944年，更名国立甘肃学院， 1946年定名为“国立兰州大学”。国立兰州大学的创始人和首任校长，是我国著名生物学家、农史学家、教育家、九三学社成员辛树帜。
辛树帜（1894年—1977年），湖南临澧人。1915年考入武汉大学前身武昌高师生物系。毕业后，怀着“科学救国”的思想，远赴欧洲，先后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1927年回国，担任广东中山大学教授兼生物系主任。1932年，辛树帜前往陕西考察，广袤而又贫瘠大西北黄土高原给他的心灵以深深震撼。1936年，他不顾西北条件的落后和创业的艰难，毅然辞去国立编译馆馆长职务，来到陕西武功创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改为西北农学院）并担任校长。1946年，受命国民政府派遣，筹建国立兰州大学并任校长。解放后，于1950年重返西北农学院担任院长。先后当选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兼任中国动物学会副会长、中国植物学会理事、九三学社西安分社副主委等职。1957年，应邀出席最高国务扩大会议，毛泽东主席嘉许他“辛辛苦苦，独树一帜。”
辛树帜扎根西北约40年，先后参与并主持了我国西北地区两所大学的创办，为我国西北地区教育和农林科学事业的发展倾注了一生心血。 他从38岁走进大西北，把他的思想、他的才智、他的汗水全部献给了大西北，凝固成辽阔苍茫的大漠中的一株胡杨。“辛辛苦苦，独树一帜。”——这八个字，是对他为我国科学教育事业作出的卓越成就的最凝练、最中肯的评价。
情系西北，创建兰大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出于开发和建设西北的考虑，于1946年3月26日召开国民政府行政院第723次会议，决定成立“国立兰州大学”，并任命辛树帜为校长，负责学校筹建工作。国民政府选中辛树帜，可谓用当其人，因为辛树帜很早就对西北历史和现实有深刻了解，又有在西北地区兴办高等教育的丰富经验。辛树帜在倡办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时就说过：“西北诸省，为我国古代文化发祥之地，亦今后新国运发扬之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国防价值，于今尤重；复兴文物，开发资源，实目前数年最重要之工作。”
但是，在地处西北偏远地区的兰州创办大学，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当时的兰州，在西北军阀马步芳多年统治下，政治黑暗，民生凋敝，加之荒歉接岁，疫疠流行，生民困苦已极。甘肃学人言：“盖甘肃局面之情形，至是已殆如累卵矣！”但辛树帜不畏艰险，毅然踏上甘肃这片荒凉的土地，开始了他的办学历程。
当时，兰州有四所大专院校，即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甘肃学院、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和国立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意图是，将西北师院、甘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三所大学合并，组成新的国立兰州大学。辛树帜初来甘肃，对在兰的几所大学作了全面考察，从全局的角度对筹建兰州大学作了精心谋划，他认为，“复兴西北文化，其要在充实与提高其中小学校之程度。而大量优良师资之培养，则为达成此目的之第一条件。故西北师范学院，实以保持现有独立规模为宜。”因此保留了抗战时期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西迁兰州后发展起来的西北师范学院。
1946年6月，辛树帜向教育部提出了办理国立兰州大学计划大纲，确立了兰州大学的基本构架：“兰州大学今后规模，拟就甘肃学院改并之法学院，与西北医学分院改并之医学院，并按大学规程，调整增设之文学院、理学院、与特设之兽医学院五院而成。”
设立兽医学院，是辛树帜立足西北地区历史、社会、人文特点，确立培养人才方向的一个创举。西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地区，且多从事畜牧业，发展畜牧业具有巨大潜力，因此他建议教育部在兰州大学特设兽医学院，不仅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西北地区民族团结，为国防上一大举措。他指出：“今若以近代之兽医学为主，能解决西北马、牛、羊、骆驼之疾病，得蒙回番信仰。同时进行皮毛工业，又将湘茶、书、果供给彼等，彼等在生活上与我息息相关，西北自无问题矣。”这一建议得到了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的支持，兽医学院得以顺利设立。
在文学院内设置边疆语文系，同样体现了辛树帜对西北边疆开发和加强民族团结的远见卓识。他认为西北地域辽阔，少数民族众多，如不尽快尽早开发建设，必受外人觊觎。而要开发建设，必须“通语文，娴风俗”，造就一批适应边疆工作的人才。他在向教育部的报告中写道：“且西北边疆各民族，各有其悠久历史文化，今欲冶国内各族于一炉，使之团结一体融和无间，则历史之研究与文化之沟通，亦属当前切要之图。”这一建议得到教育部认可，于1947年9月在兰州大学文学院增设了边疆语文系，设蒙文、藏文、维文三组，为国内首创。
经过两年时间的筹建，国立兰州大学成为包括文、理、法、医、兽五大学院，由中国文学、英语、俄语、历史、数学、物理、化学、植物、动物、地理、政治、经济、银行会计、法律、医学、解剖、生化、生理、药理、细菌、病理、寄生虫、内科、外产科、卫生学、畜牧学等26个系科组成的特色鲜明的综合大学。
“辛校长办学有三宝：图书、仪器、顾颉老。”人们这样概括辛树帜在兰州大学的“办学三昧”。其中“顾颉老”指的是以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为代表的专家、教授。
一是延揽人才。“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为了使兰州大学早日形成一支力量雄厚的师资队伍，辛树帜未到兰州就先到京、沪、穗等地延揽人才。由于兰州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生活条件艰苦，人们视兰州为畏途，延揽人才的难度较之陕西武功更大。但他以坚强的事业心和尊重人才的品格，说服和吸引了一大批专家学者来到黄土高原与他合作共事。从1947年7月到1949年下半年的３年时间，在兰州大学任教、任职的著名教授、专家有顾颉刚、史念海、李天祜、裴文中、董爽秋、程宇启、陈时伟、段子美、乔树民、盛彤笙、水天同、沐元中、左宗杞、杨浪明、王德基、张德粹、张怀朴、闻人乾、张舜徽、杨英福、唐家琛、李德麟等，许多人是受他的人品、学品、才识感召而来。辛树帜先生崇高的人格力量、对事业的无限热忱和坦荡博大的胸怀，深得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钦佩，称赞他“高瞻远瞩，知树人大计。”
辛树帜不仅十分注意延揽人才，而且重视提携后进，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1947年，仅在医学院，辛树帜校长就派出李武功等5人到美国华盛顿大学进修深造。
二是购置图书。为了给人才培养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他非常重视图书馆建设。因此，兰州大学筹办伊始，他即以充实图书为急务。经过近两年的艰苦搜求，共购得图书约9万册，至1948年图书馆共有藏书15万册。这些图书不仅为师生进行科学研究提供了便利，也为专家学者经营与发展教学科研事业奠定了浑厚的基础。兰大新图书馆落成，辛树帜校长采用顾颉刚先生的建议，名之为“积石堂”。顾先生亲撰《积石堂记》，高度评价辛树帜先生建设兰大的功绩：“先生高瞻远瞩，知树人大计必以师资及图书仪器为先，既慎选师资，广罗仪器，更竭其全力于购置图书，京沪陇海道上，轮毂奔驰，捆载而来者，大椟数百事。未几，战祸突兴，陆行阻绝，又以飞机运之。二年之间，积书至十五万册，卓然为西北巨藏矣。”
三是添置仪器。1946年6月底，辛树帜提出的兰州大学计划大纲经教育部核准后，即在南京约请各科专家开列图书仪器名单，不惜血本斥资定购。在1946年第一批运到的200箱图书仪器中，较重要的仪器设备有显微镜16台、天平3架。1947年，辛树帜又派员耗资2亿元法币，订购理、化、生理等方面仪器药品达250余箱，理学院各种试验药品基本上得到了满足。为了满足医学院教学与试验，他还委托美国医药助华会驻华办事处从美国购置了一批先进的医疗器械，从而保证了正常教学与科研的进行。
辛树帜校长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争取各方面的广泛支持，使国立兰州大学在内战的炮火声中创造了快速发展的奇迹，在院系设置、师资力量、招生规模、办学条件等方面都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迅速跃升为西北一所著名大学。
追求进步，向往光明
1949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步伐的加快，国民党统治区的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办学环境也越来越恶劣。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多次电催辛树帜从兰州前往南京，试图胁迫他前往台湾。辛树帜不为所动，坚持留在兰州。好友朱家骅也劝他到国外去，他公开向朱家骅表明心志：“我决心留在国内，终生教书，并作生物学研究。”1949年2月，辛树帜前往广州参加戴季陶先生葬礼，转道上海，曾对老友顾颉刚说：“我不去台湾，希望你也留下来。”顾颉刚欣然答允。随后二人去劝说胡适，希望他不要追随国民党，不料遭到拒绝，成为遗憾。随后，辛树帜冒着生命危险回到了兰州。
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发表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自料兰州迟早要被解放，强令在兰的四所大专院校迁往河西走廊。为了保存甘肃高等教育成果，辛树帜采取种种拖延手段，与马步芳和特务分子周旋。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辛树帜与全体教职员工坚守校园，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终使学校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949年10月，辛树帜离开了甘肃，到北京学习，读了许多马列主义原著和革命书籍，特别是读了毛泽东的著作，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坚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中国的前途无限光明。他欣然接受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托，重回西北农学院，担任院长之职。解放初期，他和许多科学家和高级知识分子一起加入了九三学社，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直至1977年逝世。
辛树帜先生一生热爱祖国，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忠于科学，勤奋好学，热心教育；为人耿直，品德高尚，事业心强；乐于育人，延揽人才，知人善任；奖掖后进，甘为人梯，不遗余力，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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