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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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学社人的责任与担当
来源：九三学社甘肃省委员会
作者：冯浩南
发布日期：2019-06-20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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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前的今天，在北京爆发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辛亥革命，是觉醒的知识分子联合全国各界民众共同破除封建思想、反对军阀统治、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解放和思想革命。五四运动打碎了束缚中国人民两千多年的、封建的精神枷锁，动摇了军阀的统治，成为二十世纪思想史、政治史方面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多年后，一部分当年五四运动的骨干分子，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的领袖。1944年，大部分国土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危亡。这些五四运动的骨干分子又一次挺身而出，为发扬五四运动精神，团结大家一道坚决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而组建了九三学社。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的武器，是五四运动的精神与核心，也是九三学社的核心价值观。
五四青年的精神是为国家为民族一切事情都敢做的精神。1918年10月，许德珩等北京大学学生创办了《国民》杂志，志在唤醒国民，拯国家于危亡。许德珩在《国民》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吾所望于今后之国民者》一文，控诉了封建军阀统治所造成的“无处非兵，无处非匪，无处非失业逃亡之饿殍，无处非嗷嗷待哺之灾黎”的悲惨局面。决心要“一饮此强悍专横之血之肉，以雪吾愤”。对于外来侵略者，“虽冒万死与之争，犯大事与之战，亦不可惜”。他在《国民思想与世界潮流》一文中指出，“处列强并竞之世界，而颓危其国家，奴隶其思想，不其亡欤！不其亡欤！救今日之中国者，今日之国民也。训练今日之国民克胜救国之任者，国民思想之改革也。欲发思想改革之目标，为二十世纪新兴中国之国民者，又在吾人洞悉乎世界潮流之所趋”。
5月4日中午，北京市数千名大学生和中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大会宣读了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委托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宣言向全国人民呐喊：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河山，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
许德珩一生不以五四运动学生领袖自居。对于五四运动的结果，他并不满意。1919年8月29日，他致函曾琦说：这回运动，好时机，好事业，未从根本上着手去做，致无多大的印象于社会，甚为咎心。个人的学识不足，修养不到，以后当拼命从此处下手。1920年2月15日，许德珩登上法国博尔多斯号邮船，走上了勤工俭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道路。
1931年夏，许德珩到母校北京大学任教。他刚刚走上讲台，就发生了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在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危亡时，许德珩毫不犹豫地投身于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宣传当中并遭当局非法逮捕。后经蔡元培先生和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多方奔走营救出狱。出狱后，许德珩致函蔡元培老师，他说：“诚以对外屈服，贪官污吏横行而欲使人民都俯首降心不讲话，则中国只有灭亡而已。先生长者，望以长者的地位，于此种非人道的举动及人民言论居处等自由力为保障，则中国虽亡或可以稍留一二分民气。”
当局的非法逮捕不能阻止许德珩的抗日救亡行动。出狱后，他加入了由蔡元培先生、宋庆龄女士发起的中国人权保障同盟，为人民的民主自由而呐喊。而后，又参与发起一二九运动。许德珩等教授以华北文化劳动者协会的名义就一二九运动发表宣言，他们指出：“为了中华民族之自由与独立，为了全国民众自动的救亡，北平全体的青年学生，已经起来作英勇的斗争了！他们这种救亡的悲壮运动，是光荣不是‘耻辱’，是全民族的呼声，不是少数的‘意气’！它正是对南京政府及华北无耻的官僚政客出卖华北之必然的回答！中华民族的危机已到了最后的阶段。更横暴的侵略，更残酷的屠杀，更巧妙的出卖，马上就要到来。我们如果不愿意坐以待亡，便应该起来斗争。自由与奴隶，中间并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五四青年的精神是为国家为民族一切事情都敢当的精神。1947年，北平学联将北京大学红楼后面的广场命名为民主广场。5月4日晚，北大学生自治会在民主广场举行五四运动纪念活动，主持会议的同学首先请许德珩教授讲演。许德珩向大家介绍了五四运动的经过，他回忆起他在五四当天被捕入狱后，许多同学到警察厅自愿陪同他们坐牢的情形时说：“这是北大精神。北大精神是负责的精神。是为国家人民负责去干，干了自己担当的精神！”
“五四”当天，共有32名学生被当局逮捕。其中四位学生后来成为了九三学社的创始人和早期成员，他们是许德珩、潘菽、杨振声和初铭音（初大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许德珩曾经说：“警察把我与另一位同学绑在一辆独轮车上，车轮的一边绑一个，我们被推到了警察厅。那情景就象家乡的农民推着猪去屠宰，我们受尽了侮辱。我认为我们会被杀掉，心中充满了对当局的愤恨，对同学说：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从当年北京警察厅的审讯记录中看到，这32名学生当中，没有一人在审讯中供出其他参加游行同学的名字。他们每个人都是敢做敢当的好汉。5月7日，经蔡元培校长等北京七所大学校长联名保释，全体被捕学生被释放。5月10日，京师检察厅传唤许德珩等32名学生到庭审讯。13日，北京16所高等专门以上学校的数千余名学生到京师检察厅投案。14日，被捕学生发表《许德珩等三十二名学生呈京师地方监察厅声明》，指出“曹、章等卖国罪不容诛，凡有血气罔不切齿。五月四日之事，乃为数千学生万余市民之爱国天良所激发，论原因不得谓之犯罪，则结果安有所谓嫌疑。且使我国果有法律之可言，则凡居检查之职者，应当官而行不畏强御，检举曹、章等卖国各款按照刑律一百零八条、一百零九条之罪，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始足以服人心”。
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后，曾经要求“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换句话说，当年的北京大学学生已经站在了升官发财的阶梯上。这些马上就要走入社会的天之骄子为什么要奋不顾身地去喊、去烧呢？1956年夏的一天，许德珩的女婿邓稼先曾经问岳父这个问题，“当时您在蔡校长的帮助下好不容易即将完成学业，您这么干就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吗”？许德珩的回答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五四运动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以知识分子为先锋、以文化运动为先导的革命。五四运动源自文化运动，转化为社会改造运动，成为更高层次的文化运动，成为建立新政治制度的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后，没有哪一种势力可以阻挡先进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从五四运动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这个结果来讲，这场运动改变了二十世纪中国的走向。
通过五四运动，许德珩认识到只有将志同道合的同志组织起来，才能改造中国，实现革命理想。五四运动的经历为他组织发起九三学社奠定了思想基础，积累了经验，而五四运动的宗旨民主与科学成为了他终生追求的目标。
五四运动为中国带来了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也带来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来说，西方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都是先进文化。九三学社的先辈们在革命的实践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最多数人利益的政党，九三学社的政治主张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得以实现。1956年2月，在九三学社第一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上，许德珩主席在社务报告中指出：“因为在我们伟大的新中国里，真正要求民主的必然归趋于社会主义民主，真正追求科学的必然归趋于革命的、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爱国、爱人民的必然归趋于无剥削、无贫困、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
1936年5月4日，北京大学举行五四运动纪念会。许德珩教授在讲演中说，“当年那些勇猛的反帝青年，后来有的消沉了，有的做官了，真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在大浪淘沙的一百年中，有很多青年人曾经投身到各个历史时期的洪流当中并且光耀一时。后来，其中一部分人受到各种利益的影响、驱动变得不激进了，甚至走向了反面。最近，有一份海外报告这样评论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一些西方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卡尔•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思考“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个政治案例，重新塑造卡尔的观点，即所谓的自由市场，本质上倾向于增强资本拥有者的力量，而牺牲的是资本较少的民众。在当代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取代资产阶级的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怀念当年那些为了国家的兴亡而生死与之的热血青年，我们要弘扬先辈们在艰难困苦条件下创造的事业。我们不追赶时代，便为时代遗弃。我们要把握时代，创造时代。我们应本着五四精神、循民主与科学的途径发展九三学社；我们应本着五四精神、循民主与科学的途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社会进步。承担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和捍卫者的政治责任。我们要把九三学社建设成适应时代要求的、高素质的参政党。
以国家兴亡为天职，以自由学术为天职，这就是九三学社人。
多年后，一部分当年五四运动的骨干分子，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的领袖。1944年，大部分国土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危亡。这些五四运动的骨干分子又一次挺身而出，为发扬五四运动精神，团结大家一道坚决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而组建了九三学社。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的武器，是五四运动的精神与核心，也是九三学社的核心价值观。
五四青年的精神是为国家为民族一切事情都敢做的精神。1918年10月，许德珩等北京大学学生创办了《国民》杂志，志在唤醒国民，拯国家于危亡。许德珩在《国民》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吾所望于今后之国民者》一文，控诉了封建军阀统治所造成的“无处非兵，无处非匪，无处非失业逃亡之饿殍，无处非嗷嗷待哺之灾黎”的悲惨局面。决心要“一饮此强悍专横之血之肉，以雪吾愤”。对于外来侵略者，“虽冒万死与之争，犯大事与之战，亦不可惜”。他在《国民思想与世界潮流》一文中指出，“处列强并竞之世界，而颓危其国家，奴隶其思想，不其亡欤！不其亡欤！救今日之中国者，今日之国民也。训练今日之国民克胜救国之任者，国民思想之改革也。欲发思想改革之目标，为二十世纪新兴中国之国民者，又在吾人洞悉乎世界潮流之所趋”。
5月4日中午，北京市数千名大学生和中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大会宣读了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委托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宣言向全国人民呐喊：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河山，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
许德珩一生不以五四运动学生领袖自居。对于五四运动的结果，他并不满意。1919年8月29日，他致函曾琦说：这回运动，好时机，好事业，未从根本上着手去做，致无多大的印象于社会，甚为咎心。个人的学识不足，修养不到，以后当拼命从此处下手。1920年2月15日，许德珩登上法国博尔多斯号邮船，走上了勤工俭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道路。
1931年夏，许德珩到母校北京大学任教。他刚刚走上讲台，就发生了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在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危亡时，许德珩毫不犹豫地投身于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宣传当中并遭当局非法逮捕。后经蔡元培先生和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多方奔走营救出狱。出狱后，许德珩致函蔡元培老师，他说：“诚以对外屈服，贪官污吏横行而欲使人民都俯首降心不讲话，则中国只有灭亡而已。先生长者，望以长者的地位，于此种非人道的举动及人民言论居处等自由力为保障，则中国虽亡或可以稍留一二分民气。”
当局的非法逮捕不能阻止许德珩的抗日救亡行动。出狱后，他加入了由蔡元培先生、宋庆龄女士发起的中国人权保障同盟，为人民的民主自由而呐喊。而后，又参与发起一二九运动。许德珩等教授以华北文化劳动者协会的名义就一二九运动发表宣言，他们指出：“为了中华民族之自由与独立，为了全国民众自动的救亡，北平全体的青年学生，已经起来作英勇的斗争了！他们这种救亡的悲壮运动，是光荣不是‘耻辱’，是全民族的呼声，不是少数的‘意气’！它正是对南京政府及华北无耻的官僚政客出卖华北之必然的回答！中华民族的危机已到了最后的阶段。更横暴的侵略，更残酷的屠杀，更巧妙的出卖，马上就要到来。我们如果不愿意坐以待亡，便应该起来斗争。自由与奴隶，中间并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五四青年的精神是为国家为民族一切事情都敢当的精神。1947年，北平学联将北京大学红楼后面的广场命名为民主广场。5月4日晚，北大学生自治会在民主广场举行五四运动纪念活动，主持会议的同学首先请许德珩教授讲演。许德珩向大家介绍了五四运动的经过，他回忆起他在五四当天被捕入狱后，许多同学到警察厅自愿陪同他们坐牢的情形时说：“这是北大精神。北大精神是负责的精神。是为国家人民负责去干，干了自己担当的精神！”
“五四”当天，共有32名学生被当局逮捕。其中四位学生后来成为了九三学社的创始人和早期成员，他们是许德珩、潘菽、杨振声和初铭音（初大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许德珩曾经说：“警察把我与另一位同学绑在一辆独轮车上，车轮的一边绑一个，我们被推到了警察厅。那情景就象家乡的农民推着猪去屠宰，我们受尽了侮辱。我认为我们会被杀掉，心中充满了对当局的愤恨，对同学说：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从当年北京警察厅的审讯记录中看到，这32名学生当中，没有一人在审讯中供出其他参加游行同学的名字。他们每个人都是敢做敢当的好汉。5月7日，经蔡元培校长等北京七所大学校长联名保释，全体被捕学生被释放。5月10日，京师检察厅传唤许德珩等32名学生到庭审讯。13日，北京16所高等专门以上学校的数千余名学生到京师检察厅投案。14日，被捕学生发表《许德珩等三十二名学生呈京师地方监察厅声明》，指出“曹、章等卖国罪不容诛，凡有血气罔不切齿。五月四日之事，乃为数千学生万余市民之爱国天良所激发，论原因不得谓之犯罪，则结果安有所谓嫌疑。且使我国果有法律之可言，则凡居检查之职者，应当官而行不畏强御，检举曹、章等卖国各款按照刑律一百零八条、一百零九条之罪，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始足以服人心”。
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后，曾经要求“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换句话说，当年的北京大学学生已经站在了升官发财的阶梯上。这些马上就要走入社会的天之骄子为什么要奋不顾身地去喊、去烧呢？1956年夏的一天，许德珩的女婿邓稼先曾经问岳父这个问题，“当时您在蔡校长的帮助下好不容易即将完成学业，您这么干就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吗”？许德珩的回答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五四运动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以知识分子为先锋、以文化运动为先导的革命。五四运动源自文化运动，转化为社会改造运动，成为更高层次的文化运动，成为建立新政治制度的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后，没有哪一种势力可以阻挡先进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从五四运动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这个结果来讲，这场运动改变了二十世纪中国的走向。
通过五四运动，许德珩认识到只有将志同道合的同志组织起来，才能改造中国，实现革命理想。五四运动的经历为他组织发起九三学社奠定了思想基础，积累了经验，而五四运动的宗旨民主与科学成为了他终生追求的目标。
五四运动为中国带来了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也带来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来说，西方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都是先进文化。九三学社的先辈们在革命的实践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最多数人利益的政党，九三学社的政治主张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得以实现。1956年2月，在九三学社第一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上，许德珩主席在社务报告中指出：“因为在我们伟大的新中国里，真正要求民主的必然归趋于社会主义民主，真正追求科学的必然归趋于革命的、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爱国、爱人民的必然归趋于无剥削、无贫困、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
1936年5月4日，北京大学举行五四运动纪念会。许德珩教授在讲演中说，“当年那些勇猛的反帝青年，后来有的消沉了，有的做官了，真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在大浪淘沙的一百年中，有很多青年人曾经投身到各个历史时期的洪流当中并且光耀一时。后来，其中一部分人受到各种利益的影响、驱动变得不激进了，甚至走向了反面。最近，有一份海外报告这样评论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一些西方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卡尔•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思考“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个政治案例，重新塑造卡尔的观点，即所谓的自由市场，本质上倾向于增强资本拥有者的力量，而牺牲的是资本较少的民众。在当代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取代资产阶级的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怀念当年那些为了国家的兴亡而生死与之的热血青年，我们要弘扬先辈们在艰难困苦条件下创造的事业。我们不追赶时代，便为时代遗弃。我们要把握时代，创造时代。我们应本着五四精神、循民主与科学的途径发展九三学社；我们应本着五四精神、循民主与科学的途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社会进步。承担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和捍卫者的政治责任。我们要把九三学社建设成适应时代要求的、高素质的参政党。
以国家兴亡为天职，以自由学术为天职，这就是九三学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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